编者按
一代法圣，毁誉参半，本刊今日继续推出《风流去》一书的读后感中，由野山先生亲自担任商鞅的辩护律师！揭秘历史纠葛，解析商鞅之死——
□ 野山
商鞅（下）
商鞅治秦之功过是非，《战国策》有精辟的论述：“卫鞅亡魏入秦，孝公以为相，封之于商，号曰商君。商君治秦，法令至行，公平无私，罚不讳强大，赏不私亲近，法及太子，黥劓其傅。期年之后，道不拾遗，民不妄取，兵革大强，诸侯畏惧。然刻深寡恩，特以强服之耳。”——细数其功而一言以蔽之其过。而《史记·商鞅列传》则在记述商鞅变法革新及相秦后的国事、政事、外交、军事事迹后，借赵良之口及太史公最后的总结陈词，对商鞅的过失及卒受恶名于秦的结局，充分倾注了批评的笔墨。
商鞅之评
关于史上商鞅之正评，历数如下——商鞅虽遭灭族之祸，确是功成身就，身后留下的是强大的秦国。秦王虽杀其身而不废其法，并由此奠定了中华大一统的基础，其变法无疑是成功的，所以有秦一代的两位相国（蔡泽、李斯）敢于公然赞颂商鞅之法。
太史公也不得不承认：“鞅去卫适秦，能明其术，强霸孝公，后世遵其法。”（《太史公自序》）。
两汉著名政治家桑弘羊赞颂：“商鞅，革法明教，秦人大治。故兵动而地割，兵休则国富……功如丘山，名传后世。”
刘歆评价商君：“极心无二虑、尽公不顾私……是以令行而禁止，法出而奸息。”
杜佑则把商鞅与姜太公、管仲、李悝、苏绰、高熲并称为六贤，认为：“此六贤者，上以成王业，兴霸图，次以富国强兵，立事可法。”
王安石赋诗：“自古驱民在诚信，一言为重百金轻。今人未可非商鞅，商鞅能令政必行。”
伟人毛泽东更是高度评价商鞅：“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，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。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，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福力，尚军功以树国威，孥贪怠以绝消耗。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。商鞅可以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彻底的改革家，他的改革不仅限于当时，更影响了中国数千年。”这是至高的评价。
关于商鞅的负评又有哪些呢？《战国策》：“刻深寡恩，特以强服之耳。”《史记》：“太史公曰：商君，其天资刻薄人也。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，挟持浮说，非其质矣。且所因由嬖臣，及得用，刑公子虔，欺魏将卬，不师赵良之言，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。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，与其人行事相类。卒受恶名于秦，有以也夫！”
《旧唐书》：“威刑既衰，而酷吏为用，于是商鞅、李斯谲诈设矣。”
贾谊：“商君违礼义、弃伦理，并心于进取，行之二岁，秦俗日败。”
赵蕤：“夫商鞅，申、韩之徒，贵尚谲诈，务行苛刻。废礼义之教，任刑名之数，不师古，始败俗伤化。此则伊尹、周召之罪人也。”
其中，贾谊、赵蕤门派之见颇深，儒、道与法家在治国理念上的不同及于人身攻击，实不足取。
太史公的负评最为诛心，细分起来，天资刻薄人的总评之下，予商鞅以五大负评：“挟持浮说”“因由嬖臣”“刑公子虔”“欺魏将卬”和“不师赵良之言”。
史官的职责是载言记事，秉笔直书，记录史实。按司法职务序列，史官应是书记员，而不是举劾奸恶的检察官，更不是裁断是非的法官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，不畏权势、快意恩仇、爱憎分明，这是《史记》的优点，也是它最大的缺点——失去了史家的公允。对仇人刻意贬损，对朋友或与自己命运相同的人则刻意抬高。汉末王允杀蔡邕时说“昔武帝不杀司马迁，使作谤书流于后世”，不无道理。读《史记》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被写得很糟糕，几近于无道昏君——因为是汉武帝阉割了司马迁。一生不得封侯的李广被写得比卫青、霍去病还英武——因为李广是李陵的后人，司马迁就是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获罪。所以两汉的学者、史家对司马迁的《史记》是质疑的。如扬雄责之为“不与圣人同，是非颇谬于经”。班固以为《史记》“微文讥刺、贬损当世”，班彪也认为司马迁不能“依五经之法言，同圣人之是非”，至鲁迅赞《史记》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后，众人纷纷附议，将之捧上了天空。我则认为，赞它为“绝唱”似言过其实，说它是“离骚”倒有些贴切。有学者认为：“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其实是掺杂了很多个人感情的。后人读《史记》固然因为这些个人感情而读得痛快淋漓，但是不知不觉也就受了司马迁一面之辞的影响。”司马迁评价商鞅有没有个人情感呢？不要忘了，司马迁在狱中是饱受执法吏杜周（他定义为酷吏）酷刑拷打的，所以他对严正执法的变法强臣商鞅、吴起等一概冠以“刻薄寡恩”的名头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商鞅之辩护
太史公做了检察官、法官，我且为一代法圣商鞅做一回辩护律师吧！
负评一：挟持浮说商鞅三说秦公。一说王道：法尧、舜，效禹、汤、文、武的治国方法，德政化民、德服四方、德昭海内，秦公昏昏欲睡。二说霸道：评说春秋五霸的治国方法，秦公为之意动。三说强国之术：细说富国强兵的方法，秦公大悦，“不自知跶之前於席也。语数日不厌。”抛开商鞅的策士谋略不说，单此三说就充分彰显了商鞅学识之渊深、见识之广博。而司马迁责备商鞅以帝王之道游说秦公是挟持浮说，非其质也。
刘向在序《战国策》时说：“战国之时，君德浅薄，为之谋策者，不得不因势而为资，据时而为画。故其谋扶急倾，为一切之权，虽不可以临国教化，兵革救急之势也。”大争之世，凡有血性，必有争心。争心之根基，在实力，在谋略。仁义礼信没有市场，没有舞台。作为策士，必因时因势献策才能得君王重用。
负评二：因由嬖臣嬖臣者，受宠幸之近臣。商鞅入秦，依靠秦公宠信的内臣景监推荐并得到重用。司马迁因而责难商鞅，言外之意是门路不正。通观中国历史，寒门士子的登龙之术各异——秋风独钓以待君王者有之，隐居山林以待征召者有之，躬耕陇亩以待明主三顾者有之，投诗词歌赋以博好感者有之，结交君王近臣以求推荐者亦有之。那些欲迎还拒，以终南捷径吸引君主关注的可以让人敬仰、推崇，那些诗词唱和中投石问路的能够被传为佳话，何以商鞅的登门自荐、请人推介却成罪状？以商鞅之大才，不肯埋没于田圃，设法面见君王无可厚非。太史公此论，不足以服人。
负评三：刑公子虔《战国策》有商鞅“罚不讳强大”“法及太子，黥劓其傅”的记载，这是正向的赞誉。《史记》也载明“太子犯法，卫鞅将法太子”以戒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”。但“太子，君嗣也，不可施刑，刑其傅公子虔”“教不严、师之惰”。学生有罪，处罚师傅，合情合理亦合法度，且新法施行四年后，“公子虔复犯约，劓之”。一犯再犯，若不予处罚，法之威严何在？徙木立信的信义何在？也许太史公刑余之人心有戚戚，也许“刑不上大夫”深入彼心，但“法，平之如水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是法制的基本要求。后世人曰：“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，而难于法之必行。”而在商鞅，立法即难，连孝公都“恐天下议己”，立法（变法）之后的执法就更难了。其迎难而上，所以才有“法及太子”以戒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”的非常之举，才有了“明日，秦人皆趋令”的法制氛围，所以“刑公子虔”是功而不是过。
负评四：欺魏将卬兵圣有云：“兵者，诡道也。”又云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。”商鞅行诡计算计公子卬，用世俗眼光来看确实不太仗义，亦不够道德，但却合于兵法，有利于秦国大业。公子卬虽令人同情，却不得不说其视兵戈之事、国家大事为儿戏，不明不察，以为叙叙旧情，就可以杯酒罢兵，过于幼稚，十足的不堪大任。公私面前当如何取舍，太史公会不明白？
由此想到两个相反的事例：宋襄公行仁义之事，不击半渡，结果是大败亏输，让人耻笑。宋襄公的臣子子鱼说得好——“兵以胜为功，何常言与？”
西楚霸王项羽鸿门设宴欲图刘邦，却因妇人之仁不忍下手，纵之而去。范增怒气冲天：“竖子不足与为谋，若属皆且为所虏矣。”乌江自刎时不知项羽是否追悔莫及？
“疑行无名，疑事无功”“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；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”。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这些道理，太史公应该是懂的。
负评五：不师赵良之言“良言一句三冬暖”，问题是，赵良之言是否是“良言”？
赵良见商鞅的背景是“商君相秦十年，宗室贵戚多怨望者”。赵良去的目的是解决贵族们怨望的，而且是托人介绍才得见商鞅的。他代表的是贵族集团，而这个集团是被变法触动利益最大的。赵良一张利口引经据典，滔滔不绝，以百里奚之治秦功绩狂贬商鞅治秦功绩，而无视孝公霸业远胜穆公的事实，无视“秦民大悦、道不拾遗、山无盗贼、家给人足”“无敌于天下，立威诸侯，成秦国之业”的事实，指斥商鞅如“独夫民贼”一般，其核心无非是让商鞅隐退，废法以保命，无疑是要否定变法。“极心无二虑、尽公不顾私”的商鞅绝不是“见小利而忘命，干大事而惜身”的平庸之辈，当然不会为其所动，所以“商鞅弗从”，这也是罪状吗？
商鞅之死
商鞅之死，是变法者的宿命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载：“秦孝公卒，太子立。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，发吏捕商君。”商鞅逃跑到边境关口，想住旅店。旅店的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君，说：“商君有令，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。”商君长长地叹息说：“唉呀！制定新法的遗害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！”离开秦国潜逃到魏。魏国人怨恨他欺骗公子卬而打败魏军，拒绝收留他。商君打算到别的国家。魏国人说：“商君是秦国的逃犯，秦国强大，逃犯跑到魏国来，不送还，不行。”于是把商君送回秦国。商君再回到秦国后，就潜逃至他的封地商邑，和他的部属发动邑中的士兵，向北攻击郑国谋求生路。秦国出兵攻打商君，把他杀死在郑国黾池。秦惠王后来还把商君五马分尸示众，说：“不要像商鞅那样谋反！”于是就诛灭了商君全家。而《史记·秦本纪》则载为：“……及孝公卒，太子立，宗室多怨鞅，鞅亡，因以为反，而卒车裂以殉秦国。”
一代变法强臣，秦国富强的奠基人死于非命。商鞅因何而死？众说纷纭。有兔死狗烹说，有功高盖主说，有谋反失败说，有秦王宗室仇杀说……
窃以为，谋反一说尤为可疑。古人记史，微言大义。“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”，一个“欲”字，反与不反明眼人自会心知肚明，且“八年杜门不出”的公子虔何以知商君之“欲”谋反？“鞅亡，因以为反”——反叛与被认为是反叛，这差别太大了吧！以商君之大才，谋反当有周密准备，何至于一有风吹草动即匆忙逃亡之道理？且数月前还被指为“君之出也，后车十数，从车载甲，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，持矛而操阘戟者旁车而趋”数月之后即孤家寡人，形只影单？为相十年，无一亲随？无一死士？逃亡不成，举兵击郑更为令人不解，如此反叛意欲何为？且商鞅反叛有无同党？何人受到处罚？如果商鞅反叛，后来的蔡泽、李斯又怎敢公然称赞商鞅？种种迹象表明，商鞅无心谋反，其死另有其因。
孙皓晖《大秦帝国》中，商鞅为变法开出三个条件，给我们以启迪——“其一，有一批竭诚拥戴变法之士居于枢要职位。否则，法无伸张，令无推行，行之朝野，便成强弩之末。”“其二，真法不避权贵。新法一旦推行，举国唯法是从。即或宫室宗亲，违法亦与庶民同罪。”“其三，国君对变法主政大臣须深信不疑，不受挑拨，不受离间。否则，权臣死而法令溃。春秋以来三百余年，凡新政变法失败者，无一不是君臣生疑。若无生死知遇，变法断难成功。”秦孝公则态度明确：“强秦，是我的毕生大梦。为了这个梦，嬴渠梁九死而无悔，万难不足以扰我心！三百年以来，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，此乃国君之罪也。你我君臣相知，终我之世，绝不负君！”
变法功臣死于非命确是君王之罪，罪在君王年寿不永，先于变法功臣而去。古往今来，莫不如是。
商鞅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罗列如下：兔死狗烹。变法成功，王权巩固，秦国强盛，秦军无敌，商鞅该做的、可做的已经做完了。新王登基，该另组班底，开辟新天地了。
功高震主。商鞅相秦十年，威望日隆，权势极大。“今秦妇人婴儿，皆言商君之法，而不言大王（秦惠王）之法，是商君反为主，大王更为臣。”《战国策·秦策》曾载“孝公行之八年，疾且不起，欲传商君”。至高威望在前，欲传大位于后，功高震主，人臣大忌！
政治需要。商鞅变法，“宗室非有军功论，不得为属籍”“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芳华”，故宗室贵戚多怨望。商鞅成为王权与贵族利益冲突的焦点，杀死商鞅是解决冲突的最好选择。
“一箭之仇”。商君对太子师傅用刑，实际是在惩治太子。商君施刑当出于公心，而受刑者未必不怀私恨，仇恨的种子迟早会发芽的，所以诬告、追杀就成为必然了。得势的罪犯反杀当日的法官，不亦悲乎？
在惠文王，商鞅之死是灭强臣除障碍的执政需要，是得宗室贵族支持的政治需要，也是报一箭之仇的心理需要。
所以，商鞅即便不是个刻薄少恩的人，也不得不死。幸运的是新君杀了旧臣，变法新政却留了下来，大一统的根基并没有崩塌。
商鞅，一个可敬又可惜的变法者。
（作者单位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）